杭州失踪女孩最新真相
40年前的周大姐（图中）。很想要一张周大姐当年的单人照片，但她说，当年照相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，相机都是借来的，胶卷也很稀有，所以，她没有拍单人照。
周大姐跟富锦市委书记对话时的瞬间，这是她语重心长的讲述城市科学发展的重要性。
周大姐在给孩子发放资助金。
要么是有“精明”的头脑和顽强的斗志，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，赚得“盆满钵满”。
40年后，周大姐和富民公社新立大队的亲人相见拥抱的瞬间。这种激动不是每一位旁观看客都能体会到的。
周大姐和同伴在“青春富锦”纪念碑前的合影。
周奋进，原富锦县富民公社新立大队插队知青。现中共杭州市委党校、杭州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主任；中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；省行政学会常务理事；浙江省妇女研究会理事；杭州市“八五”期间职工教育先进教师；杭州市“三八”红旗手；浙江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；杭州市委党校首届学科带头人；上城区十一、十二届人大代表。
富民公社的知青跟我说，当年，他们经常有一句话：“男有张自强（少将）女有周奋进”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两人特能干，特热心，乐于助人。其他知青一有困难都会找他俩，他俩也会全力以赴。
在富锦，杭州知青与市委书记对话中，我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两人的热情和挚诚。富锦市委书记刘臣是个聪明且善于“纳谏”的父母官。但这次座谈会毕竟是时隔40年，大家难免有些生疏，为让大家能给富锦建设提建议时畅所欲言。刘臣书记笑着跟大家说：“今天我就是来学习听课的学生，大家就当给我上课。如果上课太正式，那一起很随意的唠唠嗑。”然后，自己先抛砖引玉，畅述了对富锦未来建设的构想。当他谈及工业兴市想建核电站的想法时，周大姐讲话了，讲话虽突然，但那语气尽显语重心长。周大姐讲述了自己不同的看法，并巧妙的举了一大串国外的例子，比如北欧挪威等等这些世界名城，如何根据自己城市特点科学发展的实例。话毕，周大姐饱含真情的跟市委书记建议，发展城市当以长远目光为主，本着不破坏环境，不给后人遗留麻烦的建设思路发展城市。“少将”也趁机接过周大姐的话，建议利用太阳能来发电。两人在谈话时，刘臣书记认真的用铅笔做着笔记，那样子真的好似听课的学生。
此次知青返乡分队时，我没能周大姐在一起。所以关于她的故事都是听来的。昨天我特意请她讲讲当年的插队经历，电话那头，她温和的说，插队当年大家确实都苦，每个人都一大堆可以回忆的事情。她说她记忆最深刻的是当年富民公社的书记——老宋头。她说自己写东西依旧还是手写，但昨晚她发来了一篇回忆性文章。听她儿子说，这是他连夜给妈妈电脑敲出来的，文章是妈妈傍晚写的。文章很感人，我们原文刊登如下！
难忘“老宋头”
周奋进
如果不是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应富锦市委、市政府之邀返回当年插队的乡村，许多往事只会深埋记忆的深处，轻易不会流露。四十年前，我们去富锦插队的杭州知青相比去黑龙江其他地方插队的知青来说，更有一番愁滋味在心头。就中苏边境而言，富锦县不是处在第一线而是处在第二线。抚远县地处中苏边境最前沿，后面是同江县，再后面是富锦县。
文革时期“血统论”盛行，家里有点“问题”的知识青年不能去地处边境的抚远县和同江县插队，只能留在作为“二线”的富锦县插队。命运对于这一部分杭州知青来说似乎更难以预料一些。四十年过去，当年的忧郁不再，留下的只有温馨的记忆。感谢当年富锦县的干部和父老乡亲们，以宽阔的胸怀接纳我们，在人生暗淡的旅途中为我们照亮前程。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恩情怀。
对于在富锦插队的杭州知青来说有两个干部是不能忘记的，一个是富民公社的“老宋头”，一个是兴隆公社的赵书记。“老宋头”真名宋志兴，时任富民公社的党委书记。“老宋头”其实并不老，当时五十岁还不到，这个称呼是全公社上上下下对他的爱称。老宋头经常叼着个大烟斗，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黑帽子。他下乡从不骑自行车，总是一个人风风火火地从一个大队走到另一个大队，走村串户，了解民情。
每次下乡，只要到有杭州知识青年的大队（村子），就必然去“青年点”看望大家。他一进门，把鞋子一脱，上炕盘腿一坐，就和知识青年唠家常。遇上知识青年开饭，他也会和我们一起吃顿饭。他一点都不见外，点着名要吃小葱蘸酱、大楂子粥、玉米面饼子。吃完饭把嘴一抹，就上大队部与大队干部们谈工作去了。
我刚下乡那阵子，父亲被定为“叛徒”投入监狱，我思想压力很大，有自卑感，不愿意做出头露面的事，唯恐被别人议论。有一次，老宋头点名要我参加宣传队，宣传队在当时是很风光的事，主要的任务是到其它公社和大队宣传中央文件，传达上级部门的指示，可以不下地干活，还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工分。我因为父亲的事怕被人议论不肯去宣传队，老宋头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去，我说出了心中的顾虑。老宋头在电话里很激动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没有看不起你，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。”他还说：“别人打不倒你，只有你自己才会打倒你自己。”这些话让我记了一辈子，受用一辈子。
最令人终身难忘的是73年大学恢复招生，“老宋头”一心一意要把我们公社的杭州知青送出去上大学，当时我们公社还有一些富锦知青，但他却极力主张让杭州知青先走。他认为杭州知青比本地知青困难更大一些，当然也有他爱才惜才之心在里边。那一年考试我和妹妹都入围了，我妹妹在富锦县兴隆公社插队。在县里平衡的时候，有人提出我们是两姐妹，是不是先走一个？老宋头当场拍案而起说：“当初插队时咋没人说两姐妹只去一个。”这事我是后来才听说的。我和妹妹分别进了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，上大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我妹妹成为颇有声望的妇产科主任医师，我也成了杭州市委党校的教授。我想我们没有辜负老宋头的殷切期望，老宋头若地下有知，他会感到欣慰。
文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苦难，在这场苦难之中我们富民知青遇到了“老宋头”，遇到了许多和老宋头一样的富锦县的干部和乡亲们，这又是一种幸运。老宋头因病去世多年使我们无法相见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为怀念他，也为感谢他。
这是当年的周大姐和同伴在新立大队自家房子前的合影（前排左一周大姐）。之前，他们都是寄居老乡家。这房子是他们自己动手造的。
时隔40年后，他们在当年自家门前的合影（前排左一周大姐），只是屋顶的草换了十几茬，窗门也更换成新的。
前排右一周大姐。
合影的人群中，忙着招呼大家的周大姐，40年过去了，她依然是那么热心肠的大姐。
今早，一位名叫史金的人发到我邮箱的一张老照片（前排右一是周大姐）杭州失踪女孩最新真相，他们很多人衣服上都有补丁。可能当年这是平常不过的事情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看照片时，鼻子酸酸的。